2月28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全省考古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以及2022年我省重要考古发现，并回答记者提问。

马学英：

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考古重大课题，高质量开展了各项田野考古、研究与宣传展示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

　　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王晓毅；

　　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光辉。

　　请他们介绍近年来全省考古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以及2022年我省重要考古发现，并回答各位记者的提问。

　　首先，请于振龙副局长介绍有关情况。

省文物局副局长　于振龙：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山西省文物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大田野考证力度，加强考古成果转化利用，持续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考古课题，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做出了山西贡献。

　　一、学术引领，持续攻关

　　山西是早期国家形成与治理实践的关键区域，始终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互动交流的最前沿。晋西地区在整个晋陕高原政权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尧都平阳在陶寺”逐渐为学界所公认后，夏时期的山西呈现何种政治格局；盐铜资源如何促进了夏商王朝的崛起。围绕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及山西省文物局“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重要课题框架下，我们持续开展了夏县师村、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兴县碧村、沁水八里坪、绛县西吴壁等十余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

　　二、开放共享，传承文明

　　为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举办“大政之源”特展、“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集中展现山西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及最新考古成果，推出“考古云讲堂”系列讲座、举办“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推动考古成果全社会共享，搭建“山西文物”“考古汇”网络宣传平台，宣传展示山西考古成果，让考古新发现、研究新成果走出库房、走出实验室，走进博物馆、走近人民群众，激发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推介

　　2022年，各项考古工作有序推进，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我们选取年度实施的重大课题及基本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考古发现予以推介（以时代为序）：

　　1.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辕村遗址是近年来晋南地区发掘面积最大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是研究仰韶文化向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的新材料。作为仰韶时期距盐湖最近的核心聚落之一，出土独具特色的筒形罐为探索盐业资源的早期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线索。

　　2.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郑村遗址首次发现了山西境内相对完整的一处龙山时期地坑式院落，其建筑布局完整、生活要素齐备，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太原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的面貌，为深入研究晋中盆地龙山时期文化与北方石峁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3.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石城遗址

　　碧村遗址是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遗址，拥有着双重城垣和严密的城防系统，面积达75万平方米。

　　碧村遗址是河套石城文化圈面向中原地区的一座重要门户，是黄河文化的重要标识，为揭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西贡献增添了新的重要支点。

　　4.运城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

　　东渠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临汾盆地西部夏文化研究的空白，是近年来晋南地区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为探讨夏时期晋南与豫西地区的关系、深入认识东下冯文化内涵，从考古学角度解读晋南“大夏之墟”提供了新的材料支撑，也为研究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新的考古实证。

　　5.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西吴壁遗址因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而闻名。2022年度发现的商代墓地，为了解西吴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中，M16是迄今所知二里岗下层（商代初期）阶段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商系大型贵族墓葬。

　　西吴壁商代墓地为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6.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

　　霍州窑是金元时期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窑场和杰出代表。霍州窑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金、元、明时期的窑业遗存，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标本，是研究霍州窑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面貌、经济形态、传播影响等问题的系统性基础资料。谢谢！

马学英：

　　感谢于振龙副局长的介绍。

　　接下来，开始回答记者提问。请各位记者在提问前先通报所在新闻单位的名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请问，山西在实证中华文明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山西在重大的考古课题上是如何部署实施的，并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省文物局副局长　于振龙：

　　感谢记者的提问。山西是实证中华文明进程的核心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晋南盆地形成的最初中国，协同着先进技术、礼制思想、艺术发源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质远播四方，在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向心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省考古事业围绕重大课题持续攻关，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学术引领和行业带动作用，围绕考古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谋划、部署、实施了一批重大考古研究课题，科学阐释了我省在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

　　（一）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持续开展了兴县碧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碧村遗址是目前在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据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户，这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二）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课题，重点实施了芮城坡头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及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芮城坡头遗址考古发现了中条山盐湖附近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环壕聚落。陶寺遗址拥有城墙、宫殿、王墓、礼制、文字、冶金术等最为齐备的文明要素，为文明判定和文明治理提供了普世的中国方案。东下冯遗址确认了夏时期“回”字形环壕、早商时期夯土城址以及大型仓储类建筑，是山西地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三）围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课题，着重开展了夏县辕村遗址、翼城北撖遗址及沁水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翼城北撖遗址经勘探确认是目前山西已知规模最大的仰韶中期环壕聚落，弥补了晋南仰韶中期大型环壕聚落的空白。沁水八里坪遗址经考古工作证实是晋东南地区与陶寺文化年代相当的、具有浓郁陶寺文化因素的区域核心聚落。

　　（四）围绕“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课题，持续开展了夏县师村遗址、绛县西吴壁、垣曲北白鹅、闻喜邱家庄等重点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了闻喜酒务头、绛县横水墓地等重大考古发现的资料整理工作，实现了多项关键性突破，取得了一批重要新认识：

　　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首次发现2枚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和6枚石雕蚕蛹和陶制蚕蛹。石制蚕茧与石雕蚕蛹揭示着早在6000多年前，在运城盆地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内，蚕已经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师村遗址很可能是某大型生活聚落旁边专门以养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聚落。

　　绛县西吴壁遗址补充了夏商冶金工业链，发现了迄今为止国内二里岗下层（商代初期）阶段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高等级商系墓葬，墓主应是居住在晋南地区的高等级贵族。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西吴壁遗址是晋南地区商代前期最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除向外输送铜料外，还肩负区域管理与对外交流等职能。为探讨商王朝国家形态与统治模式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垣曲北白鹅墓地确认了山西境内首个成周王畿范围内的采邑遗址。

　　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发掘了山西目前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确认了上郭城址范围及铸铜手工业作坊区，证实其都邑性质。

　　同时，还出版相关论著70余部（篇），为进一步突显晋南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优势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谢谢！

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融媒体中心记者：

　　考古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社会大众对考古课题、考古发现十分关注，如何让普通大众更好认识考古成果、理解考古成果、认识考古学？山西在考古成果转化、利用和普及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晓毅：

　　感谢记者的提问。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在部署考古重大课题实施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考古成果的转化。根据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相关要求，在考古工作基础上，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积极推进考古报告出版、考古成果展览、考古成果多媒体科普、传播等成果转化方式，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山西省文物局主办的“大政之源”特展是对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山西篇章的深入解读，集中展现了山西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及最新考古成果。“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系统阐释了十三五期间山西的考古成就及主要突破，体现了山西考古在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我们希望通过多层次、跨媒体、丰富多样的考古成果转化形式，让大众更加了解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不同时空范围的内涵特点，使大众能够对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产生深思，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谢谢！

央广网记者：

　　我们知道，黄河以西的陕北高原上有石峁遗址，那么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入黄河口的兴县碧村石城遗址和石峁又是什么关系呢？碧村遗址对于我省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有什么作用？

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　张光辉：

　　感谢记者的提问。碧村和石峁所处的龙山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表明当时古国甚多，这一情况也被考古工作逐步所揭示，碧村从其规模、等级、内涵来看，已具备古国之态。

　　碧村与石峁两地直线相距51公里，从其城址规划、建造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用品来看，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碧村处于河套石城文化圈的东部前沿地带，是控扼东西交通的重要支点，这一情况与其严密的城防设施高度吻合。因此，碧村既可以作为石峁与东方交流的重要枢纽，也可以成为其在黄河东岸的一道屏障，用一句话来形容两者关系的话，“唇齿相依的盟友”可能更为比较妥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碧村遗址是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石城聚落，发现较为完整的大型城门和中心石构建筑群，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是展示我省黄河文化成就的重要物质载体。

　　碧村东门址是目前发现史前最为标准的瓮城设施，且其城址中心区域及城门规划中均有了明显中轴观念，这集中反映了碧村先民在我国早期建筑史取得的重要成就，是揭示黄河文明的节点性遗址。谢谢！

光明日报记者：

　　夏文化研究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在经常看到说河南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东渠遗址是夏文化吗？山西和河南的夏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晓毅：

　　感谢记者的提问。我们知道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尤其是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随之而来的夏王朝是否存在就成了我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是现在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

　　夏文化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狭义的夏文化，特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个概念比较纯粹，也就是只有夏民族创造的文化才是夏文化，以河南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东渠遗址从这个角度讲不是夏文化。

　　广义的夏文化，是指在被夏王朝统治或控制的，与夏民族结盟或者被兼并的氏族。也就是说，除了夏民族之外，凡是受夏王朝统治的族群创造的文化，也是夏文化。东渠遗址就属于这一类。从性质上说属于山西夏文化，学界也叫作东下冯文化。

　　提到东下冯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山西夏文化和河南夏文化的关系。

　　晋南与豫西地区一直是探索夏文化的关键区域。豫西地区就是纯粹的狭义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晋南地区以东下冯文化为代表。

　　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考古界、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论，夏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探讨中得以深入。

　　东渠遗址的新发现丰富了东下冯文化的内涵，我们更倾向于东下冯文化是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但同时又明显受到河南夏文化影响。或许东下冯文化就是夏王朝时期与夏族结盟的一支本地土著势力，属于山西的夏文化。谢谢！

山西日报新媒体部记者：

　　我们注意到，西吴壁遗址是以冶炼遗存而闻名的，2022年又发现了商代墓地，无疑增加了这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请问这些发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晓毅：

　　感谢记者的提问。来自于不同区域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称为不同的文化因素。我们在西吴壁墓地，发现了三种样式的随葬品。这三种随葬品，有些是本地的，还有些是从商王朝中心地带来的，还有从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来的。这说明西吴壁除了本地人外，还有来自商王朝和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的人。

　　我们知道，西吴壁在夏商时期的主要职能是冶炼铜矿。商王朝和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的人来西吴壁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获取铜资源。

　　夏商时期，铜是支撑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王朝经营冶铜生产地的力度非常大。这次在西吴壁发现的大型墓葬M16，是迄今为止，国内商代初期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贵族墓。因为这座墓葬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出商王朝十分重视晋南地区的铜矿资源，同时可以确定西吴壁是商王朝设在晋南地区的中心聚落。谢谢！

山西广播电视台黄河Plus记者：

　　霍州窑在上世纪70年代调查中发现，2022年是霍州窑发现近50年来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请问从考古和保护的角度下一步工作将如何开展？

兴县碧村遗址项目负责人　张光辉：

　　感谢记者的提问。霍州窑是北方地区金代、元代瓷器生产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22年是霍州窑址发现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揭示出丰富的金代、元代和明代窑业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

　　中国古代制瓷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行业，想要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的历史，考古工作上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入手。一是，持续开展霍州窑的考古发掘工作，传统考古学辅助以更多的科技检测，来展示霍州窑从创烧、兴盛到衰落的完整瓷业面貌和技术成就。二是，加大对于窑址周边瓷土资源、水运资源的调查，最大程度呈现出霍州窑从生产到流通的脉络，探索霍州窑产品的影响力。

　　窑址保护方面，霍州市政府已经启动了霍州窑的整体保护规划工作，本次系统考古工作为规划编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下一步，地方政府将对窑址实施整体保护，结合考古发掘对反映窑业历史的关键节点和场景进行原址展示。谢谢！

马学英：

　　非常感谢省文物局、省考古研究院以及兴县碧村遗址项目等三位负责同志出席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也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