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太原市小店区，吕梁市柳林县、孝义市，大同市大同县、广灵县，晋中市太谷县、平遥县，长治市平顺县、长子县和临汾市尧都区的方言保护音像录制工作将会完成。从文字保存到音像保存，山西的方言保护正在向全方位保护迈进。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方言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方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方言是不可替代的乡情符号。虽然在如今的生活中，会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方言面临消逝的情形。对于方言大省山西，却有着一批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留住山西方言的“音容笑貌”，让山西的方言保护和理论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

    连日来，记者查阅相关读本和资料，与相关专家进行深谈，试图从学术的角度简单梳理出山西方言的属性以及形成原因，用平实的文字记录山西在方言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晋方言”与“山西方言”的区别

    “山西+方言”，脱口而出会被叫做“山西方言”。可通过查阅相关读本和资料，记者发现学术界对于山西方言的阐述并非如此简单。

    1985年中国社科院的李荣先生曾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对“山西方言”和“晋方言”作了限定，随后，在1999年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侯精一先生又在《论晋语的归属》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作为学术名词，晋方言即当今学界之“晋语”，不同于山西方言。

    “山西方言”着眼于地理，指山西境内的方言。而“晋方言”则着重在语言上，是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此外，“晋方言”的“晋”与古“晋国”的“晋”有关，今晋方言的范围也大致与古晋国的版图相符合。

    “晋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分布于山西省内除南部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及河北、河南、内蒙古、陕西4个省区临近山西的地区。

    “晋方言”区共有174个县市，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晋方言”的人口约4500万，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言、粤方言相当；“晋方言”区的人以山西省居民为最多，有78个县市，达1900余万人。

    晋方言目前分为8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大同—包头）片、张呼（张家口—呼和浩特）片、邯新（邯郸—新乡）片、志延（志丹—延川）片。并州片是晋方言的核心地区，其次是吕梁片、五台片、志延（志丹—延川）片，其余是晋方言的边缘地区。

    而“山西方言”中还包括除晋方言外的中原官话汾河片、冀鲁官话广灵点。

    中原官话汾河片包括山西省南部28个县市以及河南省的灵宝县、陕县和三门峡市。汾河片在历史上与宋西北方音接近，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汾河片实为晋方言到中原官话的过渡区，尤其与晋方言核心地区并州片有较多共同点。

    广灵点位于晋北与河北省交界处，因没有入声，归入了冀鲁官话。

    深厚的历史、独特的地域等原因让晋方言区“很独特”

    事实上，晋方言史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达3000年以上。

    那么晋方言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究其原因，包括：深厚的历史政区原因、古老的秦晋系属原因、独特的地理地貌原因和客观的交际可懂度低等原因。

    首先，历史政区的稳定是形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客观保证，晋方言的形成跟晋国开国以来的历史政区密切相关。

    据史书记载，晋国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的封国。春秋前后晋国兼并了约20个国家，成为中原霸主。当时，晋在华夏诸国中，疆域最广，地跨五省，晋国初都翼城（绛），后迁于曲沃（新田）。春秋末，周定王三十六年，三家分晋。从晋国和其后的韩赵魏三国当时所占疆域看，大致涵盖了今地跨五省区的晋方言区和山西南部汾河片区方言区。晋方言的源头当从晋国开国开始。

    秦统一六国后，山西设6郡：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这6郡也大致与今山西境内方言片相合。到西汉时，河东与京师等地共隶属于司隶校尉部，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隶属于并州刺史部。这应该是为什么河东属于中原官话区，而其他6地属于晋方言区的最早的历史源头和依据。

    据调查研究，晋方言区中的大包片和张呼片是后来形成的，与清初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的人为求生计“走西口”、“下云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自发性质的移民，让内蒙古西部方言中渗透着晋方言，逐渐形成西部以山西、陕西移民方言为主的西部方言格局。

    其次，汉代扬雄所著《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语汇集，而书中的记载以秦晋语为最多，这就可以看出，汉代的通语应该是以秦晋语为主。

    一个新兴的统治者对于过去的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语言往往是承接过来的。春秋时代的雅言就是一般所说的官话，官话就是“夏言”。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周祖谟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夏言应当是以晋语为主的。因为晋国立国在夏的旧邑，而且是一时的霸主，晋语在政治和文化上自然是占优势的。等到后来秦人强大起来，统一中夏以后，秦语和晋语又相互交融，到了西汉建都长安的时候，所承接下来的官话应当就是秦晋之间的语言了。”

    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晋方言的确是有影响的权威方言之一。

    三者，晋方言区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有关。

    我们从带有等高线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晋方言所属地区大多在海拔500米高原之上，而这种独特的地理因素和恶劣的自然状态，外界向山西移民的吸引力不大，很少受到外界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保持了其独特性。

    独特的地理地貌对晋方言形成的作用，侯精一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表述：“这一大片相连的地区，东边道太行山，西边和南边（中间有个过渡区）邻黄河，北边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阴山山脉。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巍峨的太行山和古老的黄河以及山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抵挡处于强势的北京官话方言的西进与中原官话的北上。”

    着实，独特的地理地貌让这一大片地区的方言具有着天然的保守性，保持着诸多与周边官话不同的特点。而山西境内多山和地貌分区有让其内部产生明显歧异。

    四者，交际可懂度是区分方言的重要的参考条件。

    一般来说，官话之间从南到北、自西向东通话困难不大，而晋方言区的人与邻省中原官话区、冀鲁官话区、北京官话区的人用方言交际几乎不能通话。可以说，晋方言区可懂度低是出了名的，被“视为异类”。

    此外，晋方言各片之间、甚至同一方言片的县与县的方言点之间的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事实上是，几十年来，来山西调查方言的人无一不感到山西方言难懂。方言工作者尚感如此，可想而知，一般人交谈就是更加困难了。

    山西省有近半县市的方言文字已经整理存档

    “黄河流域是汉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更是汉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黄河流域的方言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晋方言作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的一支古老方言，无论就其形成的历史还是所保留的古代语言成分，在汉语方言发展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学术界对晋方言一种阐述，也可以说是一种评价。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秦晋方言很可能是汉代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晋方言史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山西方言来说，晋方言的比重为最。晋方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也让众多专家学者或语言爱好者，对山西方言多了一份保护和研究的信念。

    说起方言的保护和研究，一定要拜见山西大学的乔全生教授。作为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博导，他对山西方言的研究已经34年了。他同时也是“三晋学者”、“长江学者”荣誉称号获得者、山西语言保护工程首席专家。

    “我开始研究山西方言，是上世纪 80年代的事。起初是对山西方言的复杂性有很多感性认识，当时山西只有十几个老同志写过一些关于晋方言的论文和简志，大约三五万字，篇幅不大，力度也比较小。1981年，我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会在福建举办的‘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班’。在两个月的学习中，我们掌握了方言的调查方法和注音方法。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排除一切困难，对山西的每个县进行方言保护和研究。”

    乔全生开始做方言研究的第一个县是临汾洪洞县。25万字的《洪洞方言研究》，涵盖了洪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等。在这之后，乔全生又开始研究汾西方言，出版了25万字的 《汾西方言志》。

    在刚开始的日子里，方言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多大重视，也不被很多人所理解，乔全生却执着地坚持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不仅如此，他还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队伍，组成了一支由各地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山西方言保护研究这项工作。“经过我们这个团队这么多年来的努力，我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已经为我省50个县的方言进行了全方位的整理存档，已经接近全省119个县的一半。每个县的方言档案平均25万字，每个字都采用国际音标标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读懂，一二百年后还能保存着。这项工作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出版了 50本方言文字纪录书目的还只有我们山西一家。”乔全生自豪地说。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今年启动，山西首批入围

    采访中，不断有学生向乔全生发来短信，汇报在各地录制方言的进展情况。“现在我们的团队分布在平遥、大同等地，进行方言的录音录像，这是今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从音像方面对方言进行更全面的记录和保护。”乔全生告诉记者。

    今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地方和专家共同实施、鼓励社会参与” 的方式进行，计划用 5年时间完成，山西与浙江、福建、重庆 4个省市成为首批列入调查的省份。

    “我省首批确立调查的10个县（市、区）包括太原市小店区，吕梁市柳林县、孝义市，大同市大同县、广灵县，晋中市太谷县、平遥县，长治市平顺县、长子县和临汾市尧都区。今年的音像录制工作计划在11月底结束，对各县的方言进行全方位保护。”乔全生告诉记者，国家从2008年就启动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好几个省份已进行了试点，现在又启动了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除了以往的文字记录，还增加了录音、录像。要请当地方言发音人录制1000个字，1200条词，还要相互对话、讲故事。这个工程预计五年结束。

    记者了解到，这项工程的方言发音人分为老年发音人两位（一男一女）和青年发音人两位（一男一女）。老年发音人年龄在55岁到65岁之间，具有小学或中学文化程度；青年发音人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老年发音人和青年发音人之间的年龄间隔应不少于 25岁，对于文化程度不受限制。此外，两者必须在当地出生和长大，家族语言环境单纯，未在外地常住（2年以内），能说地道的当地方言，并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音洪亮清晰。

    这项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掌握语言国情，保护国家语言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的团队有30个人，分成5个录制团队，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这次工程的技术参数都是统一的，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话语、口头文化、地方普通话等几个项目，最后都要入语料库。”乔全生说。

    对于山西方言的保护，乔全生还有很多设想。比如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出版方言民俗图典。可以每个县出一本图典型，一共11本，将各地民俗与当地方言相结合，可读性非常强。还可以出版方言词典。

    保护方言还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

    保护方言，一方面可以让后人通过晋方言了解晋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为后人研究语言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我的研究，可以分为纵横两个方向。从纵向来说，是通过文献对语言史方面的研究，晋方言可以上推到 1000年前，也就是晚唐五代时期。从横向来说，是深入各县区，用国际音标符号、文字、录音、视频等记录各地方言史。”乔全生介绍说。

    在乔全生办公室的书柜里，排满了各种方言研究书籍。“家里专门有一间书房放书，办公室也有书柜，还是有很多书放不下。”乔全生笑说。在这些书籍里，有一本蓝色封面的乔全生所著的《晋方言语音史研究》。2009年底，就是这本《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获得了“第十三届王力语言文学二等奖”，这是我国语言学的最高奖项。乔全生不但是山西首个获得该奖项的学者，还填补了该奖项在山西的空白。

    通过30余年的调查研究，乔全生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某方言的延续”、“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等学术观点，填补了我国在此类研究中的诸多空白。“对于方言的研究不仅仅在文献支持和保护上，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比如在刑侦破案中，可以提供语言资料。建设语料库后，在通讯建设上，可以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任意转变。所以方言不仅要保存，还要能应用，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乔全生说。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方言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

    乔全生告诉记者，方言学与音韵学是密不可分的，古音字是方言的源流，要研究方言就必须掌握音韵。比如“头”为什么在山西很多地区的方言里叫“得脑”呢？通过方言学与音韵学的研究我们就会知道，头，首也，豆音，古人读“头”为“dao”音，“得脑”其实就是“首”字上古音dao的分音形式。再比如山西南部方言有10个县市管“树”叫“bo儿”，为什么呢？通过考证我们也能知道，在西汉以前，“树”的本字即“木”，“bo儿”是“木”字上古音的一个部分。

     “方言是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方言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方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方言是不可替代的乡情符号。”这是乔全生对方言的定义，它诠释了方言的生态、化石、传承以及情感意义。

    “某个动物的消失也将是生物链的缺失，同样的，某个方言的消失也将是文化链的缺失。我们现代人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即使有一天方言消失了，记载下来的方言还能复原它的全貌。无论是珍贵的方言档案还是对方言语料的开发利用，都将为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和语言学研究做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做这项工作留给后人的价值所在。”乔全生动情地说。